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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西北农村应用 不妨研究“黄羊川模式”
 
作者: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发表日期:2009-06-10  
[摘要]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中国城市与农村呈现显著的不均衡发展,西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存在巨大差异。在此不均衡格局中,西部农村发展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困境。本文将要探讨的是建立在西北农村实证调查基础之上,拟在分析互联网促进在农村社会发展的应用模式。本文将分析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中,传播媒介如何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文化环境相适应,网络技术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的变迁。

  [关键词] 互联网;农村社会发展;“黄羊川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古浪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端门户,是国家级贫困县。黄羊川位于古浪县东南,是该县最贫穷的乡镇之一,紧邻戈壁沙漠、气候干燥,年降雨量仅为300毫米。全乡25000多人聚居在80多个人烟稀少、外界难以接触的“自然村”中,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就在这样一个世代农耕的前工业社会里,却出现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技术——互联网络。这是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在“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理念支持下,于2001年投巨资建成的。温先生认为,美国西部开发用了百年的历史进程才得以成功,中国西部的开发,只要引进互联网技术,将黄羊川式的传统农业社会与国际信息网络对接,就可以跨越工业化社会,直接进入以知识和信息为特征的信息社会(以下将这种理念及其实践称为“黄羊川模式”)。该理念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工业化需要浪费大量的资源,包括不可再获资源,并造成极大的工业污染。而走信息化道路,就能够带动和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成功地实施超越工业社会、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的理想。“黄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领乡”的路子,着重培养黄羊川职业中学学生的数字化能力作为未来英业达软件工业园区的技术力量,该校也因此成为网络连接与使用的滥觞。此外,温世仁先生还构想并实施了“千乡万才”计划——将“黄羊川模式”复制到1000个西部城乡,培养万名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人才。

  除此之外,英业达公司还在贫瘠的土地上投巨资兴建五星级酒店式的“黄羊川国际会议交流中心”,以举办和接待海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中心的建立拟在向当地人展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刺激和唤醒他们的奋斗意识。同时,中心的建设解决了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

  初步调查显示,“黄羊川模式”除了对学生和部分村民提供一定的网络培训外,对当地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并无明显改观。“中心”竣工已半年有余,至今还没有经济收益。经过培训后的村民,使用互联网者廖廖,有人甚至用“网络乌托邦”形容“网络城乡”。这种模式究竟为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互联网技术如果没有产生人们所期望的作用,原因何在?这些问题均是我们所关心和需要了解的。

  2004年7月中旬,笔者赴甘肃河西走廊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学发展理论、传播学发展研究分析互联网技术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文献及理论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在利用传播技术促进社会发展的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已做过许多尝试和实践。其主旨是在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框架下,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程中赋予大众传播巨大的促进作用[1]。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进西化模式的破产,大众传播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一度引起学者们的质疑。经过困惑、反思和思索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对比新旧两种发展观,新的发展观更加强调发展过程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关系,认为传播媒介的动员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的。这时候的研究多脱离抽象理论研究,更多地关注个案研究[2]。另外,许多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对西化模式的发展理论予以了否定,从不平等的发展环境等外部因素解释了落后国家被殖民和掠夺所导致的落后的原因。批判理论并没有向人们开出解决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真正药方,但是,在使人们相信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适的发展模式方面是有贡献的。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调查,是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学术视野下开始的应用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3]。90年代之后,一些以中国农村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一些专题研究也陆续出现[4]。这些研究丰富了国内传播学的研究,为传播学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传播学“本土化”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如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基本上处在积累原始资料的过程,暂不能从中抽象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深度的理论,从传播与人的现代化观念着眼的研究比较多,对影响传播发挥作用的社会影响因素涉及不深。

  二、理论分析框架

  传播技术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传播技术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合力,才能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古浪农村社会的落后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恶劣,与外界信息沟通阻塞。当地农民受教育水平低,思想保守、创新意识匮乏,官本位严重。这些现象需要研究者从本地特有的社会发展水平入手,考察各种因素与传播技术如何互动、如何影响当地社会。有鉴于此,研究框架需要从以下层面来考虑:

  制度层面:既包括国家宏观制度,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环境。对前者而言,“西部大开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是西部农村社会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考察当地政府对传播技术的支持、协调与互动,是本研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环境层面:传播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行和传播的,其对传播系统具有一定的促进或束缚作用。在贫困农村社会,这些影响因素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媒介的有效使用,传播内容的不适切性等方面;

  对当地社会组织(主要指学校组织)和当地精英人物影响的考察。“黄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领乡”的路子,学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一些新型知识精英人物在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当地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们的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

  (三)研究方法及实施

  本研究采用入户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入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9份。考虑到部分村民和学生经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培训,故在问卷设计中分别针对普通农民和经过培训的人员(姑且称为“网民”,也许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民)设计A、B两种问卷,其中A卷调查200份,B卷调查100份。另外,还对县、乡一级政府的部分主要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和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

  对普通农户采用两级分层抽样,在第一级中,按经济发展水平对所辖15行政村进行分层,抽取经济较发达的两个行政村:大南冲村(包括黄羊川镇)、张家墩村;经济较为落后的两个村:尚家沟村和石门山村。考虑到男性青壮年外出打工者居多,在第二层抽样中使用配额抽样,配额主要参考性别、年龄变量。经过访员(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努力,样本配额上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5]。对“网民”的抽样,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培训名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收费册),负责培训的老师根据回忆告诉我们一、两个受训人员的姓名和所在地,根据这一线索,运用滚雪球抽样,寻找其他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名单[6]。

  正 文

  一、西北农村信息化水平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网络技术发展迅猛,网民人数激增,但网民多是生活在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在农业信息服务整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信息服务较好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东部。西部的省级信息服务平台刚刚建立,基层特别是县、乡两级更为落后。据农业部2003年1月的调查,“在信息网络建设上,西部地区地(市)级农口已建成局域网的占39.4% ,建互联网站的33.6%,分别比东部低28.5%和51.2%;县级已建局域网的14.5%,建互联网站的15.3%,分别低于东部12.7%和29.8%。在信息管理服务机构建设上,西部地区地(市)级设立机构的76%,远低于东部的96.4%;县级为41.4%,远低于东部的86.2%;乡镇建立信息服务占的14.9%,远低于东部地区38.4%”[7]。

  通过本次调查获知,甘肃农民目前所处的大众传播信息环境基本由电视单一媒介构成。广播听众大大缩小,乡镇所在地的广播往往是通知农民交缴各种费用的渠道。由于交通艰难和经济拮据,报纸在农村的阅读情况堪忧,大部分农民不读报,少数想读报的农民无报可读。对一个基本上由电视承担着主要传播任务的农村,电视所传播的信息对农民获取有用的生产生活信息、评价自身、认识社会,以及形成社会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部分贫困乡村,乡(村)文化站瘫痪、普遍缺少文化娱乐活动,电视承担着娱乐消遣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电视反映农村生活或传播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技术的节目少至又少[8],其他传播渠道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无法通畅,形成了农民所处信息环境的畸形与“断裂”,农民需要的农业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通畅的传播渠道中传播着大量与农民生产不很相关的信息。

  二、黄羊川网络扶贫的内涵

  经历了农村责任制的改革,黄羊川的经济发展有了改变。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干旱的气候,经济发展较为缓慢。2003年人均纯收入1350元人民币。与改革前相比,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多了,其收入成为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开支。当地民风淳厚,文化观念多表现为多子多福、不重视女童教育、宿命观念、官员崇拜等。这些都是该地区社会进步的潜在羁绊,同样也是英业达集团引进互联网时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

  温先生对财富内涵的认识基于技术带给人类的影响:资讯网络时代使财富的定义和创造财富的方法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由于和发达地区的隔绝,农民普遍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中国西部农村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劣,整个地区从一开始就没有来得及搭上“工业化的列车”。然而,数字科技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希望和生机,“数字科技的可怕性,在于它促使并带动知识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一个农业社会超越工业化的过程,直接进入资讯网络社会,其实是可能的。”[9]这是因为,“通信光缆干线比铁路便宜,软件开发中心比硬件生产线便宜。办公室比工厂、互联网比运输网、电子商务比有砖墙的商务便宜,而且容易多了”[10]。

  “黄羊川模式”的理念是鼓舞人心的,目前黄羊川职中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络中心,通过学校网站(www.yellowsheepriver.com),海内外大批的人士获悉了网络城乡,各种团体、个人和政府官员来到黄羊川参观了解、支教、服务,周围的学生们也把考学的目标锁定黄羊川职中。武威市中学教师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培训也设立在该校。除了上述影响带给黄羊川新鲜的景象外,这种网络扶贫的模式究竟带给当地社会发展什么样的影响呢?

  三、“黄羊川模式”效果调查与分析

  自黄羊川网站开通之后,借助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传播魅力,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乡镇被许多人知晓,也被许多新闻媒体报道[11]。下面结合调查资料试图进行分析。

  ⒈ 调查资料的初步分析

  本次A卷调查共涉及200人,男女两性比例分别为59.5%和40.5%。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7成(分别为35.5%和36.5%),未上过学的有18%,与他们的父辈比较,受教育程度有明显的提高(未上过学的占47%,小学和初中各为21%和28%)。农民占据调查对象的69%。75%的家庭均有外出打工人员,4口人以上的家庭占88%。

  ⒉ 信息的选择与接受

  在网络未被引进这个偏远农村之前,电视信息的单向传播和外出打工人员带回的信息不间断的传入,共同构织着这里的传播空间。在电视较多的可选频道中,村民们首选新闻和电视剧。由于农事随季节的更替,村民们收看电视的时间并无城市居民那般的规律。农忙时,他们甚至没有时间看电视。劳作归来的人们,吃过晚饭已经到了将近午夜。入夏后许多川区入网(“村村通”有线网)的村民要求把电视停了,主要是从费用上考虑[12]。贫困地区的农电费用远远高于城市用电,村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节约。在访谈中得知,一些贫困家庭在晚上8点左右电视剧播放时打开电视,到广告播放时关掉,等广告结束后再重新打开电视。

  事件新闻、政策新闻最为村民关注,尤其是事关百姓生计的方针政策。他们甚至对国际新闻投注很多注意力,而对会议新闻没有兴趣。另外,言情剧、历史名著改编剧、展现宫廷权利斗争及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最受欢迎。黄羊川文化生活贫乏,没有村级文化站,文化娱乐单调。除了每年春节传统的闹社火等民俗外,农村娱乐生活仅依赖电视。通过电视,或许还有广播和偶然读来的报纸新闻,他们较少地、却是无可争议地获知着外界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瓜葛。

  ⒊ 对互联网的认识、接触和评价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仍呈典型农业经济形态,大众传播事业远未蓬勃兴盛的乡村,又一次面临网络技术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来自外部的、而非自发的需要。因此,当这个新技术一下子到来时,他们竟不知道它能做什么?网络技术能给他们贫穷的生活带来什么?

  ⑴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羊川电子商务的运行基本上是一种被动型的校园服务的方式:在农民提出需求(销售种植的农作物)后提供必要的帮助(在网上发布信息,并收取适当信息费)。电子商务的负责人由职中教师兼职,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走出校园主动寻求农产品市场。可以说,其电子商务还没有达到市场化运作的程度。据负责人胡万龙老师统计,从2002年开始,“校园网吧”第一次在网上完成农作物交易以来,到2003年共完成交易额52万元。尽管这一规模在我们看来还十分小,但在胡老师眼里,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实地调查中,除了在进入黄羊川十八里堡的入口处赫然横立着“中国网络经济长廊”的大幅标牌和在大南充村矗立的现代化的“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外,我们几乎找寻不到网络的踪影。当我们对网络的作用提出疑义时,胡万龙认为,网络对当地农业最大的推动作用在于经过互联网的推行,一部分农民已将传统种植的土豆、小麦改为经济作物,后者可以带来比前者高2到3倍的效益。但是,种植经济作物是需要大量水利灌溉的,对于干旱少雨的黄羊川无疑是捉襟见肘。资料显示,黄羊川水地面积只占所有耕地的9.2%,绝大部分山区的农田只能广种薄收地维持生计。通过经济作物带动农业增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⑵ 政府的态度和支持

  发展社会学认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属于“后发外生型”,在这一进程中,特别是在其初期阶段,政府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缺少土生土长的现代化力量的前提下,政府不得不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作用。熊彼特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缺少民间企业家,因而政府有时不得不扮演企业家的角色。这个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过程中[13]。英业达集团对黄羊川的网络资助可以看作是外部力量刺激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网络开始引进黄羊川时,投资方并未与当地政府接洽,而是直接与黄羊川职中商讨。于是,在起始阶段,当地政府没有介入,直到兴建国际会议中心计划提出后,政府出面协调收购农民50亩耕地作为中心用地。政府对投资方的义举多有褒奖,并在水电交通、敷设宽带等方面提供了帮助。调查显示, 89.4%的上网用户使用政府敷设的ISDL,只有极为少数4.3%使用电话拨号上网。然而当地政府的支持仅限于此,没有进一步就有效利用台资推动黄羊川农村信息化发展做任何努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深入,一批受过较好教育,拥有获悉信息的手段和技能的年轻人逐渐影响着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胡万龙等当地知识精英们,由于教育和职业背景而成为“黄羊川模式”的首批受益者,也成为这一事件的主要传播者。正是有了胡万龙们的才能和努力,网络才能在这个封闭的农村扎下根来,并向周围的农民显示其新奇的魅力。

  ⑶ 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黄羊川模式”走的“以校领乡”的路子,由于网络的介入,使黄羊川职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辍学率大大降低。当部分师生在英业达集团资助下走出黄羊川到北京、天津参观学习,当一批批支教的大学生和海外民间团体来到黄羊川讲学交流,这些裹挟着现代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竞争意识的信息对学生的震动是巨大的。在调查中,我们用开放式问题问及学生今后的职业打算,“学习知识、建设家乡、实现老师的理想”、“为建设祖国做贡献”及“考个好大学、去外面”等答案呈现在眼前。从这些不乏可爱的志向能够感受到学生向往冲出贫困山村、学习知识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但是,自高校分配制度改革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曾激励80年代大学生的理想已经变得十分苍白。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投入回报率低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一对农村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培养的大学生,当他们学成回到贫困故乡,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与他们的期望往往相差甚远。在“苦甲天下”的甘肃省会宁县,历年高考都是可圈可点,其生源几乎遍布全国著名高校,甚至欧美。然而,这些学子回到会宁的却寥寥无几,其中不乏个人志向的异趣。但是故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封闭的环境已远远不足以吸引他们回到亲人的怀抱。有人说贫困地区是造血机器,不断用贫瘠的、近乎枯竭的乳汁培养着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听起来很是苍凉和悲哀,这种近乎于“劫掠”式的人才输送恶性循环并非一地一县所能解决。这些受到网络扶贫激励的黄羊川学子们,学成之后,是否能安心坚守在贫困的乡村,或者保持高洁的志向不随波逐流,都是需要继续关注和分析的。

  ⑷ 特殊处理的“互联网”

  互联网在职中的运行是独特的,由英业达提供的软件支持该校局域网。考虑到学生的思想教育,学校对局域网内容进行了过滤和预处理,将学习软件、课件资料以及一些新闻网站的内容下载到局域网的服务器中,学生从服务器中查询相关内容。即学生接触的“网络”并非真正的国际互联网。对这个措施校方的解释是为了学生思想的纯洁性。学生也同样认可这个做法。当我们问及如果登陆了不健康的网站将如何处理时,学生们异口同声地答到:“我们不看!”

  由于预处理,学生们在经过一定的上网操作后仍不知道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雅虎和网易(“不知道”的比例分别是50.6%、40.4%、71.9%和79.8%)。使用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只有33.7%,知道“Google”、“百度”、“3721”、“中国搜索”等的分别为4.5%、10.1%、7.9%、25.8%。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很难为自己(86.2%没有)注册电子邮箱。有的学生使用教师的邮箱与外地的朋友(英业达员工)联系, 85.7%的学生每周使用邮箱在3次以下。互联网充当信息沟通的角色在此并无太大贡献,尤其是其双向传播的特征已经转变为单向传播。网络只在帮助学生查询学习资料、关注新闻方面提供了平台,其他的功能几乎被完全遮蔽。不知这样一种近似因噎废食的举措是否真的可以将不健康的内容拒之“网”外,或者真正帮助学生获取信息、了解周围的世界?

  ⑸ 普通村民对网络的认识和态度

  在这样一个目前还宥于校园的网络,当地农民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呢?“一个能了解外部世界的设备”(23.5%),“一种现代化的设备,具体用于什么,不太清楚”(10.5%),“孩子们学习的一种知识”(7%)和“能让人致富的手段”(6%)。这种认识与互联网在黄羊川定位为“以校领乡”的模式以及电子商务初尝甜果不无关系。

  表1 普通村民与“网民”对网络的态度比较

  表1对普通村民和“网民”进行置信度为99%的t检验,除问题8和12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外,普通村民和“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均呈现显著性差异。总体来讲,与普通村民相比,“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比较倾向积极和肯定。

  调查显示,在一个由电视传播、人际传播为主要渠道的传播环境里,互联网没有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手段[1]。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仅仅发生在亲历过的教师和学生身上。对某些学生家长而言,互联网或“千乡万才”之于他们的意义更多是为孩子们提供了能喝热水、能吃上带肉的汤面的午饭。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家长并不了解互联网为何物,而真切地认同“千乡万才”所行的好事,这也让他们对子女求学更加积极地支持了。对其他大多数未接触过互联网的村民而言,互联网与他们并不曾相关,他们仍旧面朝黄土地辛苦劳作。他们仍旧在电视眩目的光亮中获知着外部的世界,仍旧与熟人亲戚邻居谈论何时下雨、谁家在外打工的人赚了钱等,亲切的家长里短、熟络的人际连结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方式。遇到大事需要知道时,村委会组织开会传达,还会将印有“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减免农业税)的红头文件发给他们。黄羊川并未因网络的引进发生了与以往生活不相一样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孩子们看到了未来,家长们的目光也似乎穿越了大山的阻隔,看到了北京、天津对自己孩子的召唤。

  四、分析与结论

  据CNNIC历年调查显示,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与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在欠发达农村,这些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正象此次调查所显示的,网络在农村社会未能发挥预期的影响,主要宥于以下原因:

  第一,经济滞缓、社会形态呈传统农业社会,未能产生出与电子商务相应的生产、营销和服务的需求,其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网络的普及和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在落后农村社会的渗透;

  第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当地农民不具备使用网络的技能和素质。这种技术门槛的消除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由于当地政府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的缺位,使得政府在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中失却良机,致使在网络技术扩散的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当地政府未能深刻洞悉这一新传播技术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和可能带给当地社会的巨大作用。

  第四,“黄羊川模式”将网络圈定在校园和“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两个点上,以期推动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种模式的设计蓝图缺乏对中国农村的全面了解,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即人地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农业生产率低下的现实[2]。对网络传播技术寄予了超过其所能承载的发展重任。我们认为,与大众传播媒介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样,网络传播技术只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间变量,它必须与当地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文化心理因素协调,方能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作用。在黄羊川这样一个信息需求低下、使用技巧及能力匮乏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引进网络技术还不足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同样不能超越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注释:

  [1] 在“获取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排序”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电视、外出打工和熟人朋友,互联网均列最后一项。

  [2] 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西北幅员辽阔,但严峻的自然环境与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该地区人均农产品产量十分低下,间接表现为人地矛盾的紧张。

  (鸣谢:论文写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部分资助,在此对熊景明老师及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该文发表在《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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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网民数量 5.38亿
宽带网民数
网站数 250万
国际出口带宽数 1,548,811Mbps
IPv4 3.30亿
域名数 873万
截止日期 201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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